彭巴庄园
    这次去非洲，不是什么课题，也不是什么项目，只相当于一次度假。没有任何任务，所以很轻松。有一次郊游，我曾经贪婪地讲述我的生活理想：有一个大院子和大园子；可以随时请朋友来住，下棋喝酒，谈谈哲学和艺术；院子里要有很多树，树上会有很多鸟；园子还要有几位仆人。我在非洲期间，却仿佛过上了遥不可及的理想生活。
　　彭巴是一个半岛，三面临海，一座美丽的小城。杰克尹在彭巴的家也很漂亮，我把它夸张地说成庄园。很大的院子，很多树，因为我不是刘华杰，所以叫不出树的名字，也不认识院墙上缠绕的花花草草。屋前的几棵很像梧桐，枝高叶大，枝繁叶茂，树上住着一个蝙蝠，白天就在屋前的树枝上挂着。躺在屋前的竹椅上，一睁眼就可以看到它。杰克尹认为那是他的吉祥物。不过有天晚上，大概是因为我给它照相时用了闪光灯，第二天就不见了，我找了好几天，直到离开彭巴也没有再看到它。不过离开前，听杰克尹的工人说，它还在这棵树上，只不过上了高枝。才稍感宽慰——以绿色精神自诩，却打扰蝙蝠的生活，岂不是自打耳光。何况杰克尹也很心痛，直到我们回到克利马尼，他还常常唠叨我赶走了他的福气。
　　前院已经不小了，后院更大，感觉有几十米深。出后门有一个酸枣树，枣正在熟着。不过熟透了的反而不好吃，有一种发酵了的味道。半熟的正好，有一点青涩，有一点甜。树下放着一张藤床，晚上可以躺在上面看星星。酸枣树的旁边有两个草棚子，里面放着发电机，预备停电的时候用。不过我在彭巴期间，一次也没有用上。据说是因为该国的总统正在彭巴一带视察。再往里，上一个台子，是一个修车场，杰克尹的工人们常在这里修车。修车场后面，还有很大的地方，荒着，随意地长着茅草和灌木。然后是院墙，墙外是一条小路，通向海滨。
　　莫桑比克的宗教很杂，有基督教，也有伊斯兰教，还有一些本土的原始宗教。彭巴是著名的穆斯林聚集区，不过在我们的园子附近却是一座教堂。有一天早晨，不小心醒得早了，黑夜里听到美妙的歌声，歌声整齐，起伏跌宕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杰克尹的瓜德拉在放录音机。黑人喜欢音乐，喜欢跳舞。我住在彭巴那几天，每天夜里录音机都放到很晚，而且差不多是同样的曲子。但是，这歌声却富有穿透力，没有复杂的配乐，只有简单的管风琴，歌声忽高忽低，让我意识到，这是教堂里传出来的歌声。我很意外，因为白天里，感觉那座教堂与我们的庄园要隔一个街区。
　　在彭巴的生活是悠闲的，彻底的放松。每天随便睡到什么时候——不过我却常常天刚亮就醒了，尤其是刚去的时候——起来之后，在院子里看看花，看看酸枣，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读书，或者写点东西。有一天起得早，就一个人去了海滨。从院子后边的小路过去，十几分钟就走到了。沿途有森林，那种非洲特有的叫做Imbomduzo的树。海滨也几乎只有我一个人，那种清澈超乎人的想象。每次和杰克尹去海滨，他都要问：“你闻到海的味道了吗？”然后自己回答：“没有！”我去过大连、北戴河、青岛、北海，也去过越南的下龙湾，都是远远地就能闻到海的味道，那种腥膳之气，文学化一点的语言叫做海风的气息。而在莫桑比克，彭巴、克利马尼，还有马普托，即使到了海里，也没有海的味道。杰克尹把这归为干净，没有污染。
　　杰克尹多次警告我，不要一个人带着相机在街上逛，免得被人抢去。杰克尹公司里的修车工老李，买了个新手机，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打，被一个黑小伙一把抢过，绝尘而去。和黑人赛跑，那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一个人去海边，更是不敢带相机了。不过后来，又觉得杰克尹也可能有些夸张，这人喜欢恶作剧，他曾把清凉油说成是外用的壮阳药，送给他的工人们。然后等着第二天听笑话。当然，他的夸张可能也是怕我出事。第二天，他给我找了一位瓜德拉，专门陪我去了一次海滨，照满了两张卡。
　　瓜德拉是葡萄牙语，大概是仆人、伙计、跟班的意思。公司的员工都是瓜德拉，杰克尹用中文称之为黑工。杰克尹的家里有好几位瓜德拉，负责家里的杂事。我们每次回来，都会有一位瓜德拉跑过来，替我们开门。杰克尹很信任他们，说黑人是最忠诚的仆人。“中国人只是拿我当老板，但是黑人把我当主人。”老李刚来的时候，还保留着在以前公司里打骂黑工的不良习惯，很快就遭到了杰克尹的严肃批评。
　　勤奋出“业绩”，悠闲出思想。自从读博士以来，我几乎不再有自由的读书，想读哪本读哪本，想读多少读多少，那种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读书乐趣很少再有了。哪种信笔游缰，想写什么写什么，写到哪里算哪里的写作乐趣也很少了。所有的读书和写作几乎都成了任务。尽管在莫桑比克，我已经尽情地放松，依然惯性一般地完成了任务，只是不再给自己定额，轻松多了。莫桑比克期间，我的稻香园随笔又多了一篇《让我们停下来，唱一支歌吧》，这是我自己颇为得意的一篇。然而，一离开非洲，回到北京，马上就意识到，我要为这一个月的放松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
　　读书写作之外，就和杰克尹一起上班，我说：我要看看你是怎么砍人家非洲人民的木头的！